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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黄石某肛肠医院近期被曝出上百起过度医疗事件，引发广泛关注。市民杨女士在短视频平台控诉“几百块检查费，进去就得花上万元”，评论区涌出上百条类似遭遇，反映患者普遍面临高昂费用陷阱。一名患者今年五月在该院做肠镜手术后花费近7000元，却未收到活检报告单，直言“感觉被骗”。这些案例揭示过度医疗的严重性，核心问题聚焦于制度漏洞、监管短缺及患者信息不对称，亟待深度解析。
过度医疗的现状与“三把刀”
过度医疗已深耕医疗体系，主要表现为药品、检查和手术三大领域。药品环节基本被“砍断”，医保通过DRG（按病种付费）手段倒查扣费，迫使医生转向自费项目。如今，主要问题集中于检查和手术：影像科等检查费用虽多次降价（如MR从600多元降至500多元），但医生仍需“算账”，以应对医保限额。湖北涉事医院以“30元肛门镜”为诱饵引流，患者进门后层层加码，最终账单常超万元。这种模式源于医院创收压力，科室利润直接与医生收入挂钩。有医生坦言：“我曾向老板反映过度治疗问题，但考核指标压得人喘不过气”，导致无适应症患者被推上手术台。手术台上的“临时加价”曾屡见不鲜，虽监管收紧后有所缓解，但问题根源未除。
制度根源：经济激励与创收压力
过度医疗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制度缺陷。医院领导要求医生创收，将收入与绩效绑定，使医生沦为“敛财工具”。临床医生除了看病，不得不精打细算：医保为某病仅支付3000元，超出部分需医生自贴，盈余空间极小。经济激励不合理加剧了这一现象。医生收入微薄，挂号费15元中仅得6元，开基本检查（如血常规80元）提成仅0.8-4元，CT检查提成40元。相比之下，理发师15分钟能挣30元，医生“忙活15分钟挣不到20块”。这迫使医生收治盈利患者，回避赔钱病例。例如，收治一名重度肺炎患者，医保限额2000元，实际费用3500元导致科室亏损，医生遭同事排斥。资本进入医院后，医药不分家，药厂代理通过饭局拉拢医生，进一步扭曲决策。医生若坚持良心，收入仅4000元，远低于同行万把块，最终可能转行药厂月入2万多元。
患者困境：信息不对称与无力反抗
患者身处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”的境地，医学知识垄断使质疑成为奢望。医生一句“是你懂还是医生懂”或“不检查怎么知道病”，患者只能顺从。一名仅排便困难半个月的老人被说服手术，后经医学会鉴定“根本未达手术指征”，凸显信息牢笼之困。留存证据能力弱，维权困难。患者焦虑状态下，无法抵抗专业建议，如资料所述：“普通人连销售的花言巧语都抵抗不了，还想在生病焦虑时拒绝医生吗？不可能！”过度医疗伤害双重：患者额外支付费用、承受检查痛楚，医保基金也蒙受损失。资料强调，这不是个别医生问题，而是系统性问题，“如果一群医生都过度医疗，就是系统问题”。
监管短缺与处罚不足
监管体系脱离临床，漏洞百出。卫健部门抽查依赖病历，但过度医疗常伪装“个体化方案”，难以撕开外衣。违法成本极低：2020-2022年黄石涉事医院因违规收费被罚4次，最高仅罚5万元——“相当于多做几台手术就赚回来了”。罚金不及一台手术，无法形成威慑。监管短缺还体现在医保结算机制上：DRG改革虽推动“打包付费”，但医院多开药反亏损，检查互认等措施未能根治问题。资料建议参照诈骗罪量刑，对过度医疗处以十倍以下罚款，严重者取消医生资格证。然而，当前体系无法平衡医生激励：年薪制导致“大锅饭”，多劳多得又诱发过度医疗。
改革尝试与两难挑战
多地试点DRG改革、检查结果互认及北京“提高手术费、降低药占比”等措施，旨在切断利益链。北京大学顾昕教授指出，按病种付费是治本之策，能迫使医院控制成本。但核心矛盾未解：医生收入与行医过程难以剥离。资料直言，两难在于“完全年薪制没干劲，多劳多得又致过度医疗”。患者自行避免几乎无望，资料建议“多买保险、多运动、不生病”，但这不是根本解决。监管强化如立案调查医院负责人、经济处罚医生，可部分遏制，但鉴定标准模糊——何为“过度医疗”往往事后才认定。
回归初心：生命高于账本
过度医疗问题深植于制度与经济结构，患者单方面无法破解。监管改革需深化罚则，提高违法成本，并完善DRG等机制。但终极目标是让医生回归“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”的初心。无影灯下照亮的应是生命，而非账本。唯有系统变革，才能终结“合法割肉骗财”的悲剧，还医疗以纯粹。